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社会后果之一，就是居民获得了旅行和空间流动的自由，居民们出行再也不必携带单位介绍信，再也不必携带全国粮票或地方粮票，乘坐飞机或软卧再也没有“县团级以上方可乘坐”的限制。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是中国经济活跃和社会活力的体现，也是个人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分有趣的是，当代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路径依稀显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可以说，中国出现了两股反向的人流，即:迁移出发地和迁移目的地正好相反的两股大规模人口迁移。一个是求职人口的迁移，它发源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内地或西部，迁移的方向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沿海或东部。它的主力是农民工。另外一个是休闲人口的迁移，它发源于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沿海或东部，迁移的方向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内地或西部(当然也包括城市、沿海和东部)。它的主力是旅游观光度假者。

　　求职迁移的推力是贫困或经济的相对落后，其拉力则是城市、沿海和东部的比较发达的工业化程度及其所创造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由于改革开放初期实行“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倾斜导致“路径依赖”，造成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日益扩大的差距，也因此形成了求职人口的大规模从乡村到城市、内地到沿海、西部到东部的迁移。这种迁移的目的在于摆脱贫困，寻求更好的生活机遇。它使得人们获得了更好的比较利益。推动求职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或沿海与内地之间工业化程度的差异。

　　与此相反，休闲迁移的推力恰恰是较高的工业化水平(它是求职人口所向往的)，而拉力则是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休闲迁移的目的是追求解脱和享乐，寻求更好的体验机会。它所要解脱的是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压抑和生活节奏压力，所要追求的是体验未被工业化以及市场化所“糟蹋”的自然环境、风俗民情和传统建筑。越是工业化落后的地区，自然环境、风俗民情和传统建筑等旅游资源就越能免受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破坏。这也正是休闲迁移何以自工业化比较发达地区流向工业化比较落后地区的原因之一。

　　从在目的地的停留时间来看，求职迁移在目的地所逗留的时间往往比休闲迁移为长。前者或者是永久性迁移(脱离迁移出发地)，或者是在目的地做较长时间的停留(如从数月到数年时间)。而休闲迁移则是短暂的迁移，有的不过几天时间(如在“黄金周”期间出游)，有的则达到几个月(如北方退休老人在冬季到海南三亚的休闲迁移)。

　　从是否返回出发地的特点来看，求职迁移既包括单向迁移(即在目的地长期扎根，不再返回出发地居住)，也包括循环迁移(即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返回出发地居住和生活)。休闲迁移则是典型的循环迁移，它自出发地出发，并将最终从目的地返回出发地。就旅游者来说，出行正是为了返回，而每一次返回，都使自己得到了“精神充电”。可以说，休闲迁移者是季节性“休闲候鸟”。

　　从迁移者角色来看，求职迁移者的身份是寻求扮演“生产者”角色。能否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是求职迁移者的主要考虑。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身份不是消费者，而是生产者，即一种脱离传统农耕生产方式的生产者。与之相反，休闲迁移者所履行的则是“消费者”角色。他们离开了生产和工作岗位，离开了日常居住地，为的是追求一种“非”体验和“非”消费。

　　从在目的地所得到的待遇来看，求职迁移者干的是最脏、最累或目的地居民不愿意干的工作，拿的却是最低的工资(时不时还被拖欠)。而休闲迁移者则在目的地受到笑脸欢迎，体验着尊严和体面”。

　　这两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是对“不均衡”的工业化的反应，但反应的方向是不同的。求职迁移是对工业化的“赞颂”“渴望”，因为它带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遇。而休闲迁移则是对工业化的“谴责”和“批判”，因为它导致环境的恶化、生存的异化和人际关系的淡化。求职迁移者背井离乡，为的是寻求更好的生存。休闲迁移者远离喧嚣的城市和发达的工业化地区，为的是寻求肉体和心灵的暂时的“解脱”。工业化给人类带来的“爱”与“恨”，在这两种人口迁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这两个朝向相反的人口迁移，是一种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或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功能互补。但我更愿意说，它们未尝不是一种“对话”，一种城乡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或沿海与内地之间的“对话”。

　　中国大地上这两股滚滚人流，实在是世界一大奇观。要了解中国，便不能不了解这两股人流景观。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