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是一定社会发展时期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社会心境状态，公众对社会生活中影响自己的诸种权力有怎样的心态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对全国28个省市居民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法官和警察、社区组织、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信访机构、宗教组织等8种社会基本权力选项中，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接近很信任。（新华网5月24日）

　　不由想起去年年底中青报的一个舆情调查：面对政令不通和地方权力的频繁滥用，公众越来越期待中央政府能祭出重拳。在4531名志愿受访者中，85.9％的人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中央应加强“垂直管理”――85.9％的“垂直管理”期待，也是在表达“最信任中央权力”。

　　公众最信任中央权力，首先表明这几年中央权力在增进公众福利、强化改革公平、整顿吏治腐败上树立了很高的权威：调控房价虽然屡次遭遇折扣，但起码表达了一种姿态；环境保护虽然难见起色，但环保风暴起码一直在刮；腐败问题虽未根治，但中央起码办了一批“大老虎”；减免农业税、义务教育免费等也给了弱势群体许多实实在在的福利――这种信任，首先是对中央权力积极作为的一种肯定。但这种“信任”未必是真正的信任，可能更想通过这种态度表达一种不够信任，即对“近在眼前”种种地方性权力的不够信任：这种权力一方面与许多利益集团结成同盟与民争利，另一方面为追求片面的政绩和形象损害民生，对中央一个个政令打折扣。

　　人总是对得不到的东西保持一种“美好的想象”，笔者另一种忧虑是，“最信任中央权力”可能是公众对“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现象的一种心理反应。因为每天得与身边的种种地方性权力打交道，公众能清晰地看到地方性权力的各种弊端，而在“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实中与中央权力打交道较少，所以对这种“远在天边”的权力保持了美好的道德想象。其实在权力未受监督的制度语境中，“垂直权力”本质上与地方权力是同构的，郑筱萸案也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最信任中央权力”可能也是在“选项约束”下公众一种“避免最差”的选择，要么依赖地方保护，要么依赖中央保护，在权力危害的权衡对比中公众只能选择中央权力。其实如果有更多选择的话，公众会选择依赖法治，在强势的民权中自己保护自己，任何外在的保护其实都靠不住，只有自己才能保护自己。常有人评论说，中国老百姓是矛盾的，一方面反感权力，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依赖权力，他们常常会在受到一种权力侵害后，期待一种更高的权力来保护自己――我认为这是对中国百姓的误解，老百姓其实不是不明白权力的危害，不是有权力依赖症，只是既有的体制限制了他们的选择空间，他们只能选择依赖一种更高的权力去管住较低的权力、一个大官惩罚一个小官。

　　“最信任中央权力”是一种未必理性的社会选择。在一个理性的市场社会中，民众更多会选择信任地方性权力，因为市场是一种分散性决策，市场决策得依靠各种地方性知识，地方会比中央更熟悉地方的资源情况和路径选择，所以经济繁荣的社会，并非权力集中在中央手中，而是分散在地方手中。所以面对“最信任中央权力”的民意，中央政府不应迎合这种信任、重新收回对地方的分权，而应建立一种体制恢复公众对地方性权力的信任，否则很容易陷入中国历史中央与地方权力“放乱收死”的恶性怪圈中。怎样的地方权力才会让公众信任呢？那就是受到民主制度约束的权力。公众表达“最信任中央权力”，并非是想把自己置于中央权力的羽翼之下，而是期待中央能通过强化法治赋予公众更多的权力，使民权能约束地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