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剑平 　　袁钢明 　　李稻葵 　　王小广 　　魏加宁 　　华如兴

　　主持人：本报记者 张意轩

　　专 家：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袁钢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王小广（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魏加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华如兴（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７月１８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的有关数据，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１０．９％，增速比去年同期快０．９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２９．８％，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４．４个百分点。应该如何看待上半年的经济运行？下一步走势如何？本报特邀有关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解读。

　　尚未热到全面“刹车”

　　记者：如何评价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形势？有没有过热？

　　范剑平：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字：全面加快，逐月增高。局部经济出现了扩张因素，但大趋势是好的，没有热到必须全面地“踩刹车”。

　　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需求是拉动这一轮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货币流动性过于宽松带来的泡沫需求幻觉正在由点向面扩散，消费因素在不断边缘化，这种增长模式在短期内可持续，但长远来看存在问题。

　　袁钢明：除货币信贷外，第二季度的各个指标全面上升，均超过了预期的安全范围，从数字角度看，经济可能已经过热了。

　　但如果把范围放宽，与２００４年相比，现在的情况有很大不同：第一，没有通货膨胀，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目前都在低位运行；第二，增长中相当一部分是冲破过去瓶颈的增长；第三，除房地产外，没有过度疯狂增长的行业；第四，投资者没有过度预期。

　　仅从经济增长直接得出经济过热的结论是不妥的，但这种持续的高增长的确存在过热的危险。中国经济现在是一种刀锋上的舞蹈，处于一个交界点，如果处理妥当，可以把局部过热的投资消化掉，避免通胀灾难，中国经济可以在１０％以上的快车道上继续前行；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滑向全面过热，我们要对这种风险高度警惕。

　　李稻葵：中国目前经济增长结构中，投资因素占４０％或者更高的比例，这种结构相当不合理，蕴含着相当大的危险。即便是在日本和韩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比例也从未超过３８％。这么高的投资比重，今后能否转化为有效益的项目，令人担忧。

　　王小广：上半年投资明显过热，可能会带来三个负面效应：一，产能过剩，在两三年后显现出来；二，许多低效率、低水平企业得以保存，实际上降低了宏观经济的效益；三，延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内外因促成经济加速

　　记者：在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背景下，为何经济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

　　范剑平：从国际上看，今年上半年，全球各大经济体增长普遍高于预期，货币流动过剩和需求旺盛成为全球性现象，这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出口环境，在世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旺盛的出口需求抵消了人民币汇率对顺差的调整作用。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出口增速虽然比去年稍微放慢，但顺差仍以较大幅度扩大，外贸需求的增加对ＧＤＰ增长的拉动非常大。

　　从国内来看，短期瓶颈制约的消除成为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长加快的重要原因。随着前两年电力、铁路、煤炭投资逐步投产后，上半年煤、电、运供应紧张状况短期内得到了明显缓解。在此基础上的工业拉动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保持高位。

　　国家双稳健的宏观调控政策――稳健的财经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受到了阻碍，政策的磨损率太高，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银行信贷增长仍然很快，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也在加大。

　　魏加宁：在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地方政府，今年１至５月份，中央项目增长率是２２．７％，比去年同期提高了１２．６个百分点；地方项目增长率是３１．３％，比去年同期高出２．５个百分点。中央项目提速很快，这值得注意。

　　李稻葵：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五六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没有经过金融部门中介的资金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商业银行的资金比重在逐年下降，商业银行逐渐被边缘化了，这是货币政策不灵的原因之一，所占比重小，杠杆作用自然有限。这一现象与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的上升是直接相关的。

　　袁钢明：６月份人民币贷款余额增幅比５月份降低了０．７３个百分点，这说明调控措施见效了，虽然效果不明显，但毕竟是我国多年来第一次不用行政手段控制贷款的调控。希望下半年，这一政策能够延续下去，继续使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可用的市场调控武器还很多，空间还很大。不要轻易采用行政手段。有药方不能不吃药

　　记者：对下一步调控，各位有何建议？

　　范剑平：现在还没有必要做全面的调整，但要及时微调，当务之急是要提高调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确保其能够落实。否则，不断开出药方，病人不吃，也没有用。

　　现在，国外已经提高利率控制货币的流动性，世界经济在明年很有可能会减速，首先受阻的就是中国的出口，并引发一系列的影响。

　　谈到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反问：第一，储蓄这么高，不投资干什么？第二，投资下来产能这么大，不出口怎么办？的确，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率，高投资率带来高出口率，这导致经济增幅过快。解决这个循环，必须要解决中国的高储蓄率问题。要注意，现在高储蓄率不仅仅是老百姓的储蓄率高，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都在大幅度的上升，政府和企业在宏观收入分配过程中，政府和企业获得了过多的份额，并将其转化为投资能力。

　　因此，归根到底这是分配问题，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调整我国的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的份额；同时，调整政府和企业的支出结构，政府要增加对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的投入，企业要承担起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魏加宁：经济增长呈一条直线，不是好事。要下定决心实施宏观调控，解决一些中长期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提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否改变一下这种提法，将“稳健”概念具体化，明确提出：货币政策从中性转向紧缩；财政政策上，规范地方的融资行为，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券，减轻商业银行和政府的压力；同时，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让居民敢于消费。

　　华如兴：政府财政政策要实现三方面的转型：第一，从扩张型的财政政策，转向为略加收缩型的财政政策；第二，从建设型的财政支出转向公共财政型的财政支出，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让居民敢于消费；第三，从为城市服务的财政，转向扩大为农村服务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