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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中心国家发改委大调整的背后 牵动下一轮机构改革
浏览:2003 作者:维权网 评论:0 发布日期:2006-6-27 21:55:18
有分析认为，国家发改委的人事变动彰显其扩权冲动，并可能牵动下一轮机构改革
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中枢部门，国家发改委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涉及各个层级的“大调整”，并将对下一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上周有消息说，国家发改委十四个司局的正副司局长正在进行大范围的“轮岗”，涉及司局包括诸多命系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部门：包括能源局、经济运行局、价格司、经济体制改革司、发展规划司等等。该消息还称，接下来处级干部也将“轮岗”，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之大在近些年国家发改委中“实属罕见”。
而此前的6月14日，两位地方政界的“明星”式官员陈德铭、张茅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也印证了发改委内部正在萌动的扩大影响的倾向。“发改委作为国家第一大部委，正在通过干部调整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国家发改委的一位消息人士这样解释。
谈到国家发改委的职能管理，有人进行过这样的比喻，把它形容为在中国经济领域中无所不包的“章鱼”———就像一个总头脑，其触角向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伸出去，并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形成横向联系。如果这个比喻成立的话，现在看来，这只章鱼正在悄悄地坚实着自己的臂膀。
人事变动彰显扩权冲动
在中国，人事变动往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从中不仅可以显现对官员素质的选择标准，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从中窥探出一个部门的发展方向。
从本次发改委司局长的“轮岗”来看，其意图就在于，通过专业部门和综合部门负责人的对调，提高发改委的综合办事能力。
本次“轮岗”采用的原则，可以用“虚实结合”概括。“虚”是指一些规划、指导性质的司局，如规划司、综合司、经济体制改革司等；“实”是指负责制定具体政策的部门，如财政金融司、就业分配司等。所谓“虚实结合”就是指将“虚”部门的领导与“实”部门的司局长对调。
其调整思路，从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范恒山调至地区经济司任司长，而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孔泾源调至经济体制改革司任司长，规划司副司长徐林升任为财政金融司司长即可看出端倪。
相对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轮岗”，国家发改委近来频频进行的高层变动或许更加值得关注。
去年8月，发改委三位新任副主任走马上任，他们是原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平、原西部办副主任王金祥、原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杜鹰。前两位长期在宏观经济部门工作，出任发改委副主任符合综合能力强的要求(张平于今年初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而农业方面的学者型官员杜鹰的上调，则彰显了发改委从“条块”转向“全面管理”的意图。
对于近日陈德铭、张茅履新发改委副主任，分析人士指出，两人的特点和工作背景恰恰吻合了国家发改委未来的定位———强化自己宏观经济“总管家”的地位。
在如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中央和地方官员互动有助于上情下达、了解基层，这要求官员有更强的综合执政能力。这个背景下，有着很强地方领导经验，尤其是能够独挡一面的综合性官员自然十分“吃香”。
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就是上述两人都是所谓勇于创新的“魅力型官员”，这对提升国家发改委的关注度不容小觑。
陈德铭被香港媒体评为“罕有的具国际视野的官员”，去年他被邀请参加财富论坛，会上直接用英语和企业家们交流，并且利用餐会的时间四处发放名片。而张茅所领导的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发展中也具有“急先锋”、“领头羊”的地位。
今年57岁的陈德铭，曾任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陕西省省长。他的主要业绩，是成功实践了以吸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苏州经验”，虽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只长骨头不长肉”的非议，但无疑吻合当前发改委的“口味”。国家发改委网站显示，陈德铭现在负责发展规划、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能源方面的工作，分管发展规划司、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能源局，并“协助马凯同志做好全面工作”。
而出生于1954年2月的张茅，此前担任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市副市长等职务。目前在国家发改委负责交通运输、社会发展、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工作，分管交通运输司、社会发展司、就业和收入分配司。
扩权是非
坐落在北京月坛南街一幢灰黑色大楼的国家发改委，一向有“经济国务院”之称，而对其“经济权力过大、计划色彩过浓”的非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与其的“出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家发改委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原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加上2003年原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的并入，形成了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目前，国家发改委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
由于发改委的强势，它的每一个变化都让社会敏感。就在本次轮岗中，惟一一位原体改办的官员范恒山调离经济体制改革司，还引起了一些老体改办的人对“发改委中改革派日渐式微”的唏嘘感叹。
“不必对此多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梁认为，从计划到规划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在从具体产品的计划向宏观经济的规划转变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一下子砍掉的”。
他并不否认发改委正在进行或明或暗的“做实”。但他不认为这标志着“计划派”的“复辟”。“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改委的强势发展有其合理性。”
“发改委里每一个触角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又牵扯到非常宏观的全国性事务，所以‘扩容在所难免。”高梁告诉记者，发改委总部(26个职能部门)的编制才900人，管理我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经济总量这么大的国家，“再增加900人也不多！”
但实际上，国家发改委无论是从官员的数量上还是享受的待遇看，都已经令其他部委“难望颈背”。国家发改委网站显示，包括主任、副主任、纪检组长、正副秘书长在内的国家发改委领导有16人之多，职能部门达到26个，这些在各部委中都相当显眼。而除了主任马凯为国务院组成人员外，陈德铭、王春正、张国宝等副主任还享受着正部级待遇。
更关键的在于，用控制的眼光看，多少人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发改委不能总是抱着‘管’的理念，不能总强调‘工业司只有20多人，一个人管一个工业部门还管不过来呢’，要是真这么说，别说900人，就是9万人也是管不过来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就表示，虽然扩权有很多“看起来很美”的理由，“但要警惕以实现的路径作为一个借口”。
牵动下一轮机构改革
作为国务院第一大部委，国家发改委近来的一系列动作无疑将牵动着下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自从2003年商务部成立以来，很多学者提出了“商务部和发改委，到底谁应该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去年就公开撰文指出，建议尽快调整政府机构，将商务部改组为经济贸易部。他的具体设想是，同时将发改委的产业政策司和经济运行局，建设部的住宅与房地产业司，以及信息产业部的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国家旅游局，文化部的文化产业司和文化市场司，新闻出版署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和电子出版管理司以及出版物发行、印刷业管理司等相关行业管理机构也整合进来。
“建立一个类似于日本的原通商产业省综合性经济贸易的主管部门。”他告诉记者。
但从现实情况看，这种设想的可能性不大。高梁表示，我国的商务部“没有必要完全模仿美国”。“商务部目前还没有流通、金融、地区、投资的职能，而这些职能赋予了发改委，优势在那儿摆着呢。”
退一步说，如果发改委的职能将继续强化，那么其他一些和发改委业务相重合的部委改革或许将提上日程。
毛寿龙就认为，下一步应该把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等行业性部门按照政资分离的原则，模仿现在民航总局或者电监会的形式，其资产交由企业运作，由现在的行业主管部门转变为监督、协调和公共管理部门。
“明年动作应该不大，2012年应该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机构调整。”毛寿龙说。
当下，每个部委都有扩权的冲动和倾向，在这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诸神之争”中，F·A·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那段关于“自发秩序”的经典论述最具有启发意义：“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何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惟一环境。”
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中枢部门，国家发改委内部正在进行着一场涉及各个层级的“大调整”，并将对下一轮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产生深远影响。
上周有消息说，国家发改委十四个司局的正副司局长正在进行大范围的“轮岗”，涉及司局包括诸多命系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部门：包括能源局、经济运行局、价格司、经济体制改革司、发展规划司等等。该消息还称，接下来处级干部也将“轮岗”，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之大在近些年国家发改委中“实属罕见”。
而此前的6月14日，两位地方政界的“明星”式官员陈德铭、张茅被国务院任命为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也印证了发改委内部正在萌动的扩大影响的倾向。“发改委作为国家第一大部委，正在通过干部调整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国家发改委的一位消息人士这样解释。
谈到国家发改委的职能管理，有人进行过这样的比喻，把它形容为在中国经济领域中无所不包的“章鱼”———就像一个总头脑，其触角向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伸出去，并和国务院的有关部门形成横向联系。如果这个比喻成立的话，现在看来，这只章鱼正在悄悄地坚实着自己的臂膀。
人事变动彰显扩权冲动
在中国，人事变动往往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从中不仅可以显现对官员素质的选择标准，更重要的，在于可以从中窥探出一个部门的发展方向。
从本次发改委司局长的“轮岗”来看，其意图就在于，通过专业部门和综合部门负责人的对调，提高发改委的综合办事能力。
本次“轮岗”采用的原则，可以用“虚实结合”概括。“虚”是指一些规划、指导性质的司局，如规划司、综合司、经济体制改革司等；“实”是指负责制定具体政策的部门，如财政金融司、就业分配司等。所谓“虚实结合”就是指将“虚”部门的领导与“实”部门的司局长对调。
其调整思路，从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范恒山调至地区经济司任司长，而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司长孔泾源调至经济体制改革司任司长，规划司副司长徐林升任为财政金融司司长即可看出端倪。
相对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轮岗”，国家发改委近来频频进行的高层变动或许更加值得关注。
去年8月，发改委三位新任副主任走马上任，他们是原安徽省委副书记张平、原西部办副主任王金祥、原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杜鹰。前两位长期在宏观经济部门工作，出任发改委副主任符合综合能力强的要求(张平于今年初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而农业方面的学者型官员杜鹰的上调，则彰显了发改委从“条块”转向“全面管理”的意图。
对于近日陈德铭、张茅履新发改委副主任，分析人士指出，两人的特点和工作背景恰恰吻合了国家发改委未来的定位———强化自己宏观经济“总管家”的地位。
在如今中国的政治生态中，中央和地方官员互动有助于上情下达、了解基层，这要求官员有更强的综合执政能力。这个背景下，有着很强地方领导经验，尤其是能够独挡一面的综合性官员自然十分“吃香”。
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就是上述两人都是所谓勇于创新的“魅力型官员”，这对提升国家发改委的关注度不容小觑。
陈德铭被香港媒体评为“罕有的具国际视野的官员”，去年他被邀请参加财富论坛，会上直接用英语和企业家们交流，并且利用餐会的时间四处发放名片。而张茅所领导的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发展，在中国改革发展中也具有“急先锋”、“领头羊”的地位。
今年57岁的陈德铭，曾任苏州市委书记、苏州工业园区工委书记、陕西省省长。他的主要业绩，是成功实践了以吸引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苏州经验”，虽然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只长骨头不长肉”的非议，但无疑吻合当前发改委的“口味”。国家发改委网站显示，陈德铭现在负责发展规划、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和能源方面的工作，分管发展规划司、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能源局，并“协助马凯同志做好全面工作”。
而出生于1954年2月的张茅，此前担任北京市海淀区区长、北京市市长助理、北京市副市长等职务。目前在国家发改委负责交通运输、社会发展、就业和收入分配方面的工作，分管交通运输司、社会发展司、就业和收入分配司。
扩权是非
坐落在北京月坛南街一幢灰黑色大楼的国家发改委，一向有“经济国务院”之称，而对其“经济权力过大、计划色彩过浓”的非议，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与其的“出身”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国家发改委的前身，是成立于1952年的国家计划委员会，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原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加上2003年原国务院体改办和国家经贸委的部分职能的并入，形成了现在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目前，国家发改委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
由于发改委的强势，它的每一个变化都让社会敏感。就在本次轮岗中，惟一一位原体改办的官员范恒山调离经济体制改革司，还引起了一些老体改办的人对“发改委中改革派日渐式微”的唏嘘感叹。
“不必对此多虑。”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梁认为，从计划到规划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在从具体产品的计划向宏观经济的规划转变过程中，“有很多东西是不能一下子砍掉的”。
他并不否认发改委正在进行或明或暗的“做实”。但他不认为这标志着“计划派”的“复辟”。“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发改委的强势发展有其合理性。”
“发改委里每一个触角都是高度专业化的，又牵扯到非常宏观的全国性事务，所以‘扩容在所难免。”高梁告诉记者，发改委总部(26个职能部门)的编制才900人，管理我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经济总量这么大的国家，“再增加900人也不多！”
但实际上，国家发改委无论是从官员的数量上还是享受的待遇看，都已经令其他部委“难望颈背”。国家发改委网站显示，包括主任、副主任、纪检组长、正副秘书长在内的国家发改委领导有16人之多，职能部门达到26个，这些在各部委中都相当显眼。而除了主任马凯为国务院组成人员外，陈德铭、王春正、张国宝等副主任还享受着正部级待遇。
更关键的在于，用控制的眼光看，多少人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发改委不能总是抱着‘管’的理念，不能总强调‘工业司只有20多人，一个人管一个工业部门还管不过来呢’，要是真这么说，别说900人，就是9万人也是管不过来的。”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就表示，虽然扩权有很多“看起来很美”的理由，“但要警惕以实现的路径作为一个借口”。
牵动下一轮机构改革
作为国务院第一大部委，国家发改委近来的一系列动作无疑将牵动着下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自从2003年商务部成立以来，很多学者提出了“商务部和发改委，到底谁应该成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命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晖去年就公开撰文指出，建议尽快调整政府机构，将商务部改组为经济贸易部。他的具体设想是，同时将发改委的产业政策司和经济运行局，建设部的住宅与房地产业司，以及信息产业部的电子信息产品管理司，国家旅游局，文化部的文化产业司和文化市场司，新闻出版署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和电子出版管理司以及出版物发行、印刷业管理司等相关行业管理机构也整合进来。
“建立一个类似于日本的原通商产业省综合性经济贸易的主管部门。”他告诉记者。
但从现实情况看，这种设想的可能性不大。高梁表示，我国的商务部“没有必要完全模仿美国”。“商务部目前还没有流通、金融、地区、投资的职能，而这些职能赋予了发改委，优势在那儿摆着呢。”
退一步说，如果发改委的职能将继续强化，那么其他一些和发改委业务相重合的部委改革或许将提上日程。
毛寿龙就认为，下一步应该把建设部、铁道部、交通部等行业性部门按照政资分离的原则，模仿现在民航总局或者电监会的形式，其资产交由企业运作，由现在的行业主管部门转变为监督、协调和公共管理部门。
“明年动作应该不大，2012年应该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机构调整。”毛寿龙说。
当下，每个部委都有扩权的冲动和倾向，在这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诸神之争”中，F·A·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那段关于“自发秩序”的经典论述最具有启发意义：“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何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地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惟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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