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一掷千金的富豪们成为会员之后，并不一定会真的享受自己的权利，会员身份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

　　“进行社会、文化、艺术、娱乐等活动的团体和场所”是字典中对“俱乐部”一词的标准解释，其英文名为“CLUB”。现在也有人称之为会所、沙龙。

　　按照这一解释，最为传统的俱乐部应该是一种设施，它能提供相对高档的硬件环境，包括装修高雅考究的会所、受过训练的服务员和高档的餐饮。

　　“这是个很大的误区，是对硬件设施的假想误区。”“欧文沙龙”的创始人张玉川不认为上述说法能准确的形容出他认知的“俱乐部”，“很多‘俱乐部’都以为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些设施，但最终的结果是利用不好。”

　　一个下午，在王府井饭店的二楼会议厅里，一群好似听众的人们正表情专注地听国际问题专家宋晓军的讲解，不时有人举手提问，抑或是做笔记。这些“听众”的身份大多是国内外知名企业的总裁、董事长，基本上都拥有3亿人民币的净资产。组织这个聚会的就是在名流商贾间口口相传的“欧文沙龙”。

　　身份的标签

　　张玉川提到的“俱乐部”其实是现在许多精英和富豪都熟知的“顶级”俱乐部。

　　“当一个人具备的各样素质到达了一定高的层次之后，就会表现得比较‘矜持’。就像举行宴会时，如果采用有座椅的圆桌用餐，没有人愿意起身和其他桌的人打招呼。加上有些会所工作人员并不为会员们互相引荐，不能充分交流，加入这样的会所就失去了参与的意义。”

　　事实上，工作之外，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与富豪都在找寻着适合自己活动的团体和场所。“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与自己有一样想法的朋友们惬意地交流———大家的诉求基本相同、工作的氛围基本类似、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在这里，不仅能放松自己，还可以得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一位企业家说。

　　那么，究竟北京有多少家专为高端人士服务的俱乐部？

　　做了10年“欧文沙龙”的张玉川，沉思良久也没能说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其实，不只是他说不出来，如果不挨个儿去数，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个数字。

　　“像‘欧文沙龙’一样定期组织活动的有会所、俱乐部和各种组织，再加上一些星级酒店为了促销也打起富豪俱乐部的旗号招揽生意，可以说这个数字很难计算。”张玉川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吸引分秒必争的高端人群参与俱乐部活动的同时，提供服务的俱乐部也是挣得盆满钵溢。要能让这些久经商场的富豪们打开荷包，心甘情愿地掏钱买单，每个俱乐部都需要有些“不同寻常”。

　　古典家具、水晶灯饰、紫檀木屏风，加上名人字画，都证明了长安俱乐部这座位于长安街的“现代宫殿”具有高端私人会所的身份标签。

　　俱乐部包含“日本桥”日式餐厅和“那不勒斯”意大利餐厅。并且有北京城最好的中餐厅之一“清樽红烛”，同时也是俱乐部里占地最大、装饰最下本钱的一个。中餐厅里可以吃到精致的粤菜和各地特色菜式。另外，它还拥有数十间贵宾包间，名字也很有意思：一品、双喜、三元一直到九如、十全。

　　其中，那几款独创的菜品，都是根据全世界最好的食谱采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的，价格从人民币8888元至48888元不等。

　　服务人员更是训练有素，无可挑剔，据说他们可以叫出近1000名会员的名字，并大略知道一点会员的爱好。

　　但要享用这些高档服务，必须是这里的会员：长安俱乐部在创始之初的入会费是9000美元，如今入会费已上涨为2万美元，除了入会费，会员每年还需再缴纳1500美元的年费。即使如此昂贵，买单者也不乏其人。

　　除了财力，长安俱乐部更要求品位。会员中绝大部分是经营全球生意的老板和有名望、有权力并能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个具有很高消费档次和品位的群体，其中还包括很多文化界的艺术名人。

　　相比之下，1994年成立的中外合作性质的企业———京城俱乐部，也并不比同行逊色，“京城”为拥有一个代表中外商界知名人士的咨询理事会而引以为豪。从会员组成来看，俱乐部定位于高级商界精英。参与这样顶尖的俱乐部当然是价格不菲，从最初的入会费每人5000美元左右，到后来的7000到8000美元，直至最近的1．2万美元。

　　高昂的入会费决定了进入者的社交范围和消费能力，虽然一些俱乐部对会员身价并没有做太多评估，但注定这是一个收入层次较高的群体，这些年龄层次相对集中在30至50岁左右的会员，60％以上都具备100－200万元的年日常消费能力。

　　尽管如此，也并不是有能力缴纳高昂会费就都能够顺利地成为会员，一些俱乐部还需要有老会员的推荐才能加入。

　　品位的吸引

　　除了这些以富丽奢华的会馆为依托，提供顶级设施、服务的俱乐部之外，各种特色聚会俱乐部、沙龙在京城更是不计其数。

　　始创于1996年的“欧文沙龙”，定期举办的社会热点问题报告会，已经成为其最具吸引力的内容之一。“参会的企业家要有3个亿净资产，但是服务业不在其中。”“欧文沙龙”的创始人张玉川说，如果要实现会员之间的平等交流，并能找到合作机会，他认为设定参会“门槛”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定期邀请专家对热点问题作专题报告，邀请感兴趣的企业家、官员作为嘉宾参与。为了能够平等地交流，我们不向参与者收取任何费用，主要依靠赞助。”

　　张玉川解释说，企业赞助是“欧文”的经费来源，每期的赞助费是3万元，赞助完全出于自愿，并且无任何的附加条件。

　　相比其他俱乐部、会所来说，不收取会费的运作模式实属罕见。套用著名主持人元元对“欧文”的评价：“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一个长知识的地方、一个有品位的地方。”寥寥几句说明了“欧文沙龙”的引人之处。

　　与“欧文沙龙”注重知识性的理念不同的是，绿领俱乐部提倡“快乐、健康、关爱”的宗旨。

　　“绿领”的会员主要由企业界和文化艺术界人士组成，俱乐部活动仅对会员及其所请嘉宾开放。活动主要包括定期组织酒会和主题时尚晚会，外地和国外的滑雪旅行；马术训练；高尔夫培训和“绿领杯”高尔夫系列挑战赛；品酒活动和讲座；油画鉴赏讲座等。同时通过主题晚会和其它活动筹集善款用于环保和扶贫等慈善事业。

　　会员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发组织不同主题的沙龙，如艺术沙龙、品酒沙龙。但无论是参加各个运动小组，还是参加艺术沙龙、品酒沙龙，“绿领”们都是为了有益身心，是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娱乐。

　　绿领俱乐部每年向会员收取5000元的会费，但高尔夫球等活动，俱乐部只负责组织，要由会员自行支付费用。

　　远离喧闹的都市生活，换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换一个看待周围的视角。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享受生活乐趣，追求身心健康是“绿领”们参与这些活动的理由。

　　不断的完美

　　“因为人对硬件的消费是见异思迁的，是经常需要变换的，不能总面对同样的墙壁、同样的色调、坐同样的沙发，总得换换姿势，而很多人没想像到这点，这东西的重复使用率很低，事实上这些实施的作用是可以被替代的，可以去任何宾馆酒店、茶吧，所以这个空间的利用是假想出来的，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张玉川说。

　　其实，这些一掷千金的富豪们成为会员之后，并不一定会真的享受自己的权利，会员身份成为了一种身份标签，“俱乐部利用了一种富人原理，就是富人不享受自己的权利，如果他纯粹是为了享受那个待遇去就显得自己‘小’了。”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事实上，这种俱乐部没有真正起到“聚乐”的作用。

　　而一些并不以固定会所为依托，经常变换主体，提供新意的俱乐部、沙龙其实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固定场所。

　　“有很多朋友希望通过‘欧文沙龙’约见自己想认识的人，如果有一个合适的场所，我们就能更方便地安排会面。”张玉川一直苦于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地方来满足越来越多的会员会面的要求。他说：“最重要的是交通便利，并且要有充足的车位。”

　　虽然大部分俱乐部并不提倡在参与活动时寻找商机，而作为绿领俱乐部会员的北京神州迅通公司总裁黄元庚直言：“通过参与活动，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商机是潜在的。”这其实是参与者的共识。

　　提供交流机会只是俱乐部的作用之一。从“俱乐部”形式传入中国以来，这些组织也入乡随俗地加入了更多的中国特色，内容上更加符合中国人交往的习惯和热情，虽然未来中国俱乐部的形式可能会有更多的改变。

　　而张玉川认为，俱乐部的作用不仅如此。

　　“马克思曾经说过，教育的两种目的，一是使人获得劳动技能，二是让人不断的完美。俱乐部应让参与者不断的完美。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教育’。”张玉川期待的是，能有更多提供高雅服务的俱乐部出现，“这些场所对来宾的着装、修养都要有一定的要求，通过参与活动可以提升富豪们的品位、修养。这样的场所太少了！”

　　富人的生活、行为举止对社会有一定的示范作用。“让年轻人不断努力追求的应当是富豪们出入高档聚会时得体的行为举止和修养，而不是纸醉金迷的生活。”张玉川最后说。